汪精卫散文

关于至朴的散文

在自然界中,色身艳丽的花儿往往香味很淡,而越是色浅朴素的花儿香味越浓。

人亦是如此,只有心灵朴实,生命才会散出最芬芳的香气。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纯真朴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外界影响越来越大,直至被物欲所充斥。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几人能守住心中的质朴,不为贪念欲望控制呢?只有守住心灵的质朴,我们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只有守住心灵的质朴,才能保证生命的纯真,散出芬芳的香气。

展望是春,回首是夏,命运的车轮还是无休止的转动;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生命还在不停的前行。

站在历史的河口,我仿佛看到了炊烟袅袅,一片菊田。

当陶渊明知道自己“性本爱丘山”时,毅然离开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开始了“带月荷锄归”的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守住了内心的质朴,从而获得了恬然自得的生活,给后人留下了一缕历久弥香的芬芳。

沿历史的河流继续上溯,我仿佛听到了阵阵驼铃,那是苏武心中最清脆的声音。

当苏武被迫滞留北海十九年,他没有被荣华富贵所诱惑,没有因好友劝降而移节。

他守住了内心那片最干净的地方,守住了节操,守住了他对大汉君民质朴的爱。

苏武因守住了内心的质朴,使得他的生命,他的那十九年,在浩瀚的史册中不再苦涩,散发浓郁的芬芳。

历史的长河中有珍珠自然也会有砂砾。

年少时的汪精卫思想进步,曾是进步刊物《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以“精卫”为名与当时的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独自进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幸被捕,他写下了慷慨激昂的《狱中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若就此牺牲,那么历史上一定多了一个像谭嗣同秋瑾那样散发着经久余香的名字。

可是他偏偏没能守住心灵的那片净土,受日本人诱惑成为一个人人唾弃的大汉奸,看似一时光鲜,却遗臭万年。

“人之初,性本善。

”先贤告诫我们,要守住心灵的质朴,在人生之路上不因杨柳的妩媚而徘徊,不因富贵的诱惑而迷恋。

守住心中的质朴,守住心中那片最神圣的净土,让我们的生命像花儿一样芬芳。

关于至朴的散文

谁知道汪姓有什么名人不要提汪精卫之流

历史名人见于史籍的汪姓名人:

主要出自隋代以后,以清代为最多。

唐代有泾县人汪伦,大诗人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他热情招侍,李白因赋《赠汪伦》诗,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句。

南宋有文学家汪藻。

诗人汪元量。

宰相汪伯彦。

汪应辰:字圣锡,宋朝玉山人,绍兴年间中进士第一。

任秘书省正字,因为得罪了秦桧,贬为建州通判,秦桧死后,调回朝廷,因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官做到吏部尚书。

卒谥文定。

著有《文定集》等。

元代有航海家汪大渊,曾经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

元末清初有散曲家汪元亨。

明代有戏曲家汪道昆、汪延讷。

清代有医学家汪昂,著有《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等,非常实用,流传很广,对普及医学有所贡献。

有散文家汪琬。

有书画家汪士慎,善于写诗,精通篆刻和隶书,工画花卉,尤其擅于画梅,笔墨清劲,对后世影响较大,是"扬州八怪"之一。

陶瓷绘画大师汪野亭,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久负盛名。

有军机大臣汪由敦。

以办理公文敏捷干练而著称,也善于书法。

有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汪中,早年因曾经助书商贩书,所以遍读经史百家和天文历算,所作《哀盐船文》被杭世骏所叹赏,从此文名大显。

他尤其致力于西洋数学,曾经自制仪器多种,测绘黄河新旧海口地势。

他还曾为墨子荀子翻案被统治者视为"明教之罪人"。

有女作家汪端,编著有诗集《明十三家诗选》、小说《元明佚史》。

还有太平天国将领汪海洋,京剧演员、剧作家汪笑侬。

有早期话剧活动家、演员、剧作家汪优游;著名诗人汪国真,网络诗人汪艾若(爱若干)。

汪精卫:字兆铭,清末著名革命义士,曾有“引导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民国日军侵华时期,摇身一变而成为最大的汉奸头子,后死于日本。

汪道涵:生于1915年,安徽嘉山县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长期在经济部门担任职务, 1981年,当选为上海市市长。

1991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1993年,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谁知道汪姓有什么名人不要提汪精卫之流

汪精卫夫妇有多少财产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自任伪政府首脑,周围聚集了大批亲日分子。

汪伪政权统治下的国民饱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被剥夺了民族和人格的尊严,过着屈辱的亡国奴生活。

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为世人所不齿,他本人则于1944年11月10日客死日本东京。

1945年,在中国人民的浴血抵抗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伪国民政府也寿终正寝,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等人作为汉奸受到了应有的审判,其财产也被政府逐一接收,其中自然包括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财物。

被接收的汪精卫夫妇主要财产如下:

(一)与汪精卫相关之房屋大约有六处:

1、汪精卫公馆,此处包括多件衣物及器物,计62件。

2、西康路18号,此处为汪精卫纪念堂,有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若干。

房屋为两层小楼,内有大量沙发家具、地毯、古画等各种生活文化用具。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放置虎皮一张,虎皮在中国古代是权力的象征,可见汪氏纪念堂的与众不同。

3、颐和路32号,此处房屋为汪精卫住宅,二层楼房,内有大小汽车三辆,并存放大量生活用品。

4、颐和路34号汪精卫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品。

这处房产是汪精卫所有房屋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楼房高四层,仅大客厅就有五间,拥有大量家具等生活用品,设备相当齐全,极具奢华。

此处曾存放了大量的图书、字画等物品。

5、颐和路39号,是一栋二层小楼,储存了大量器物。

6、琅琊路16号一处住宅,内有家具等物。

从接收的房产清单中不难看出,汪精卫在南京的房屋有六处之多,除颐和路34号是四层楼外,其余多是两层小楼,以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来衡量,都属高级住宅。

汪精卫纪念堂是汪死后所设,如排除在外,汪精卫生前在南京最起码有五处住宅,吃穿住行样样齐备,一般老百姓想也不敢想。

房屋内还贮藏了大量的艺术品和图书,反映了汪精卫生活煊赫荣耀的一面。

(二)汪精卫的收藏。

这些藏品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两类。

1、原藏颐和路34号的图书字画。

1945年12月,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和南京市政府及首都警察厅点交,被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并编成两本接收清册。

第一册中的图书种类丰富,涉及文学、戏曲、中外历史、书法、古玩字画等著作和艺术收藏品,其中很多是汪精卫本人的言论集、文集和诗词集等。

此外,这批图书中还有大量的外文著作以及学术名人的文集、选集等收藏价值大、学术水平高的文化作品,共计749种。

图书字画很多是汪精卫平日收集的,有大量系友人惠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汪精卫的文化旨趣和政治主张。

目前南京图书馆仍藏有汪精卫的政治言论集、诗词辑录等著作,应该有部分来源于此,是研究汪精卫政治主张和思想演变的重要资料。

图书字画清册的第二册,记载了接收的画集、摄影集、精美的刀具、篆刻等艺术品,大都是中外名人、行家的佳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日本艺人的作品。

此外还有大量书画、拓片、名人墨宝及图谱等,总计达370件。

这些艺术作品件件精美,是无价的珍宝。

2、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管的工艺品。

这些物件包括各种花瓶、木筒、泥人等,还有动物造型的珍贵瓷器和银制器物,大约有352件,都是名贵精致的艺术品,大多为国内外“政府”或与汪有密切关系的人所赠送。

当时的汪伪政府不仅和日本有紧密联系,还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更可笑的是汪精卫曾作为“元首”访问伪满洲国,演出了一国之中两个“元首”会晤的闹剧,还互赠了礼品。

这些艺术品均在接收之列。

在图书字画及工艺品中不乏“日本友人”赠送的艺术品。

日本政要通过赠送字画工艺品等礼品,制造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之间友好关系的假象,来掩盖汪日关系的不对等。

图书和字画显示了汪精卫本人的志趣和艺术品味。

汪精卫个人文化修养水平很高,从收藏品的种类可以看出他兴趣广泛,于篆刻、书法、中外文学、传统文化等均有相当造诣,尤精文学,善于舞文弄墨,留有大量颇具文采的诗词、散文、言论集等著作。

这样一个极富艺术品味的文人竟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乃至深思。

汪精卫死后,葬于紫金山麓的梅花山。

1946年1月21日,在蒋介石授命下,国民政府以“有碍国内外视听”为由,秘密炸毁汪精卫墓葬,将尸体移送南京城西清凉山火化。

汪精卫曾经拥有的住房物品等也统统被政府接收。

汪精卫夫妇有多少财产

为什么说汪精卫是病死的

抗战时期,浙江椒江地区的民众制作了汉奸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置于街头,过往者人人唾骂。

图为1941年日军占领当地后在观看这一对雕像。

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卖国求荣,充当敌国侵略的工具,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历史上常常出现。

中国人鄙称这样的人为“汉奸”。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帮凶的汉奸数以万计。

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定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汉奸种种丑态

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汉奸队伍开始出现。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汉奸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他们有的成为伪军头目,充当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有的为敌人通风报信,提供各类情报,进而引狼入室,出卖和残害抗日军民;有的临阵变节,为一己之私利投靠日本,为虎作伥;有的则在伪政权里担任高职,为日军侵华提供政策服务;有的则干脆建立地方伪政权,成为日本对华占领的代理人。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这些屈膝变节的无耻之徒被抗日军民切齿痛恨。

汪精卫的变节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可谓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1910年,年轻时代的汪精卫曾参与过暗杀清廷摄政王载沣的行动,后因行动泄密而被捕,一时传为佳话。

没想到,抗日战争一爆发,已位居高位的汪精卫竟成了亡国论的极力鼓吹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晚和不如早和”。

起初,汪精卫想拉拢蒋介石一起向日本求和,可蒋不搭理,于是萌生了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念头。

1938年11月,汪派亲信与日方代表草拟秘密协议,准备成立新政府。

这期间,汪曾一度犹豫,怕担当“汉奸”骂名,成为民族罪人。

为此,汪精卫还在重庆上清寺的寓所内,郁闷了好几天。

他的妻子陈璧君不断蛊惑汪早日另立中央,并说:“要和就早和,再与日本打下去要亡党亡国,我们不能陪着老蒋一块死”,而她骨子里的打算是想马上当第一夫人。

汪精卫的一些亲信也在怂恿。

于是,汪决心与蒋决裂,另起炉灶。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

汪精卫立即在随后出版的香港《南华日报》上积极响应。

这令蒋介石大为恼火,随即召开中常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时,又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去找已逃到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劝汪离开日本人,承诺既往不咎,但遭到汪的拒绝。

见软的一手不行,蒋决定来硬的,命令军统头目戴笠派遣的几名刺客潜入汪精卫位于河内高朗街的住所,意欲刺杀汪精卫,但未成功。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终于坐上梦想已久的第一把交椅,开始了自己的汉奸生涯,彻底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随着汪伪政权的成立,一些原国民政府中主和派,比如陈公博、周佛海也纷纷相随,担任伪“国民政府”中的高官。

这些人深得日本人的赞赏,有的甚至还得到了裕仁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

三大汉奸可悲的下场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

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

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

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伪“国民政府”主席。

此时,陈已预见日本人大势将去,便极力讨好蒋介石,公开叫嚣“无论重庆和日本人是否剿共,我们都要剿共,不能有丝毫含糊”。

日本投降后,陈公博立即解散伪“国民政府”,积极配合蒋介石受降。

但是,蒋介石却不买他的账。

1945年8月,陈公博带着家人辗转到了日本。

然后,日本对外谎称“陈公博自裁了”。

不过,蒋介石不相信,向日方提出引渡陈公博的要求,否则就要验尸,日本人无奈只得交人。

第二年夏天,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执行死刑。

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

眼见日本气数将尽,善于见风使舵的周佛海则开始与蒋套近乎。

蒋也不计前嫌,投桃报李,日本投降后,让他当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对上海的接收。

后屈于外界压力,蒋介石才将周佛海收监。

最初周被判为死刑,在蒋介石的包庇之下,此案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最后,周佛海在狱中病死,终年52岁。

汉奸难逃法网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先利用汉奸看守住东南沦陷区。

此时,饱受伪军迫害和蹂躏的中国人民,急切要求审判和惩治汉奸,清算他们的罪行。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呼吁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在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军统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逮捕汉奸。

逮捕汉奸的工作基本是采取诱捕的方法。

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头目戴笠向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

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

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得到了热烈的掌声。

稍停,戴笠又乘着酒兴继续道:“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

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

”三天后,戴笠又请汉奸们到军统局愚园路公馆大院。

大院四周早就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伪职人员只好束手就擒。

当夜预捕汉奸无一漏网。

第二天又逮捕汉奸100多人,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

华北地区捕捉汉奸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1945年12月5日下午,北平的伪军政要员被邀赴晚宴。

正当开怀畅饮时,戴笠拿出蒋介石审定的一份名单,照单点名,宣布对宴会上汉奸的逮捕令。

顿时,座上宾当即成了阶下囚。

从1945年9月至12月,国民政府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

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对汉奸的大审判随即展开。

对汉奸大审判

对汉奸们的量刑,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尺度。

伪省长以上处以死刑,伪部长一般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7至15年徒刑,伪局长为3至5年徒刑;普通通敌的,一律处以6个月到2年的徒刑。

原汪伪政权的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大汉奸。

1946年4月3日,设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缪斌。

缪斌态度很自然。

当法官质问缪斌罪行时,他还为自己辩护说:“蒋委员长曾说过,抗战有种种途径。

除战场外,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

做策反工作,可谋求以敌制敌,促进敌人自己溃散。

”他还口述自己当初与何应钦等书信来往的密情。

法官自然不敢再让他乱讲。

五天后,缪斌以通谋敌国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4月15日,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也被审判。

那天,陈璧君还着意打扮了一番。

在法庭上,陈璧君非但不认罪,而且态度非常傲慢,破口大骂蒋介石,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

旁听席上时而一片笑声,时而一阵掌声,都为骂蒋而叫好。

陈璧君却以为是人们同情和支持她,骂得更加起劲了,不仅极力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解,还把自己和汪精卫打扮成爱国英雄。

旁听席上嘘声四起。

一周后,陈被判处无期徒刑,最后死于狱中。

早已病死的汪精卫虽逃过了审判,却没有逃过惩罚。

在汪死后,日军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葬在他生前选好的南京郊区梅花山下。

但是,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他命令何应钦,在政府还都南京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

1946年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穴,将挖出的棺木装上大卡车,运到外地焚尸扬灰,坟地也被铲平。

大汉奸汪精卫,终于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的25155件汉奸案,共有14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14人被处以罚金。

苍天有眼。

不管这些汉奸罪恶的生命如何结束,他们最终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枪决前,汉奸被拉出去游街示众。

(责任编辑:栾尚林)

为什么说汪精卫是病死的

如何评价汪精卫客观回答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当中被认为是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然而,就在一百年前,这个名字却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传颂一时的名句,连审判他的肃亲王都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

早年为志士,晚年成汉奸,从流芳百世到遗臭万年,很少有现代中国人物像他这样两次轰动,且形象逆转。

究竟是拥掌了权力后的汪精卫变坏了,还是二者之间有隐匿的人格暗线?

关于汪精卫研究,大陆、港台、日本和欧美学界,成果都不算太少,但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直至最近,我读到了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惊喜地发现汪精卫之谜终于被解开了:让他从天空堕到深崖的,其实是同一个性格逻辑。

这一悲剧不仅属于汪个人,也是汪伪政权中没落士大夫与小知识分子的集体归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裂的“转型时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传统的读书人。

在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条仕途。

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蒂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与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

最早注意到“游士”现象的,是一百年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

他发现,王朝末年历次动乱和革命,都与两种人的大量浮现有密切关系,一种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另一种是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

中国的读书人,“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一旦被体制抛离,流落到江湖,就会与游民阶级为伍。

像宋江这样的“游士”便成为游民造反的领袖,领导改朝换代的革命。

他们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阶级的文化:“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

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游士”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时社会上游侠蜂起,从戊戌年间的谭嗣同到1905年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慷慨就义、孤身刺秦的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弥漫成风。

同盟会就是一个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与科举废除在同一年,绝非偶然。

从“江洋大盗”孙中山到两湖志士黄兴,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与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晚清的反满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秀才造反”的读书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是“游士”们的革命。

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晚清的舞台。

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原为浙江绍兴人,祖父中过举人,在浙江做过小学官。

父亲是不得志的穷秀才,屡试不中。

绍兴有出师爷的传统,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广东好几个县衙门里当一个小小的刑名钱谷师爷,以薪俸养家。

汪精卫是他62岁时与年轻的小妾所生,是膝下最宠爱的儿子。

父亲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教其读书习诗,期待至深。

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许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于贫寒的农户家庭。

为何如此?激进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

倘若家族不衰败,其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

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

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格。

杜亚泉如此分析:“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

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汪精卫的一生,就是这种集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

在他13、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随长兄生活。

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

汪精卫研究专家黄美真的分析颇准:“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覆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他虽然有读书的天分,早早以府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顺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到了20世纪初,时代已经变了,科举入仕废除在即,传统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东京小会馆里雄心勃勃又心怀不满的留日学子。

汪精卫在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就读期间,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这样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风唤雨的时代豪杰。

他每次去神田一带书店,热衷收集西乡隆盛、胜海舟等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伟人著作。

周末去上野公园,每次看到公园门口的西乡隆盛塑像,内心总是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当如是也!

1905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黄兴,参与发起了同盟会,22岁就担任了评议部部长。

他思路敏捷,文笔好,很快成为《民报》的重要笔杆子。

在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与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枪舌剑,声誉鹊起;再加上口才雄辩,到南洋宣传革命,所到之处招来粉丝无数,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华侨富商之女陈璧君。

当年他的朋友、后来成为政敌的胡汉民称道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

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风。

当年的同盟会当中,有两类不同的侠客。

一类是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实干家,他们从底层社会中来,有组织能力,少书生气,擅长与三教九流交道,长期孜孜于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势力。

另一类是像汪精卫、陈天华、杨笃生这样的书生,擅长文字鼓动,有反满激情,但缺乏坚韧与耐心。

革命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龌龊,有酣畅淋漓的戏剧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琐碎的平庸--这是书生革命家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他们喜欢过充满激进的生活,无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

也爱惜羽毛,希望革命事业纯而又纯,忍受不了政治之“肮脏的手”。

一遇挫折,便走绝路。

陈天华与杨笃生皆以自杀殉道,而汪精卫做的是荆轲刺秦王之梦。

自1905年吴樾只身刺杀出洋五大臣一举成名,随着同盟会在各地起义一一失败,以暗杀代起义的风气在革命党内愈来愈浓。

甘愿铤而走险、以身行义的,多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卫这样的激进书生。

《民报》同仁在海外高谈革命,被对手讽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而革命阵营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

汪精卫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

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精卫决心已定。

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

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

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死”,二“不惮烦”。

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

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书罢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

为什么汪精卫宁做为众人牺牲的烈士,而不当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论英雄,建立功勋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计谋,舍得在肮脏的权力场中跌打翻滚。

而世间以德论仁人,当烈士要比做豪杰简单得多,只须瞬间的爆发,有殉道的果敢与牺牲的无畏。

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恋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本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

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

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从谭嗣同、吴樾到汪精卫,晚清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终极动力究竟来自何处?看起来似乎是与儒家的仁学混杂为一体的革命乌托邦,其实乌托邦信仰的背后,有一种更为隐秘的虚无主义意识。

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层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有机宇宙观。

这套宇宙观是每个人生命之意义所在,它可以让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生死之超越。

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晚清,天变了,道亦变了。

大变局当中,原先让人觉得确信无疑的价值变得游移不定,不再可靠。

唯一靠谱的,只是人自身,即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创造的意志。

于是,距离近代自由意志说只有一步之遥的阳明学在晚清大为流行,青年汪精卫也是阳明先生的虔诚信徒。

但此时阳明的“良知”背后,全然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天理”,只是一个惟所欲为的自由意志。

当实在的价值归于虚空的时候,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便乘虚而入,占据了革命者的心灵。

19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有两代人,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冲撞中无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种没有信仰的信仰:对虚无的信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

到了第二代虚无主义者,不仅有了信仰,而且诉诸于行动,成为了虚无党人,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暗杀。

晚清的革命者对俄国两代虚无主义都推崇备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为“辕孙”者在《江苏》杂志撰文,热烈歌颂俄国虚无党人:“至哉虚无党,讵非可敬而可学者哉!”一个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经营。

”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

虚无主义不相信任何确定的价值,更蔑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晚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热切期待建立一个自由的乌托邦。

但这个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权体系下以权利体现的自由,而是欧陆式的自由意志与自我实现。

当汪精卫在《民报》上热烈讴歌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其乌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底色在那里的。

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必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主义。

他缺乏足够的韧劲去与黑暗势力纠缠,也没有耐心长期苦战,当绝望支配了他整个情绪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反抗的手段,那就是个人意志的展示,决然而然的暗杀行动。

知难行易,行就是知,行动就是一切,个人的道德实践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

于是,来自传统的王阳明与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晚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强烈的唯意志论火花。

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乌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实在的价值,只相信个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种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涤荡黑暗,制造光明。

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只要一两个人的小宇宙大爆发,便可引爆专制制度崩盘,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国家与新世界。

当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的时候,警察从汪精卫的贴身夹衣中搜出他在《民报》上发表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文章,问他为什么,汪精卫骄傲地回答:“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

何等的豪迈,又何等的自恋。

血气方刚的汪精卫要用鲜血书写历史,也书写自己。

他不在乎暗杀行动成功与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意志、人格和道德的公开展示,是激起公众同情与呼应的戏剧效果。

这是一种充满宗教魅力的反抗美学,美学的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在血的公开展示之中,反抗的目的悄然退居幕后,在最前台的,正是一种甘愿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精神,一出以一己之血留下千古芳名的行动戏剧。

中国的圣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境界。

《民报》的文章已经让年轻的汪精卫声名大噪,实现了“立言”,但这还不够。

继续立功吗?绝望的汪精卫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作长期打算。

人生苦短,对于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与其苦撑待变,不如以片刻的轰轰烈烈,以带血的自由意志、以瞬间的死亡进一步实现“立德”之业。

在这个重“义”之文明国度,再伟大的英雄宏业、再隽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义侠们以极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绝唱。

瞬间的牺牲,无须长年修炼与知识积累,只须有意志的决断,下得了决心舍弃肉身。

舍弃肉身绝非容易,需要一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和体验。

汪精卫早年父母双亡,“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

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与心灵创伤,汪精卫有非常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苦短的恐惧:“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

此生和何所为,次情何所托?”如何超越肉身的死亡和生命的无常?从晚清开始,在读书人当中流行一种“小我”与“大我”论,“小我”是形体的、肉身的自我,“大我”是精神上提升了的自我,只有当个人的、有限的“小我”投身并融化于民族或人类历史的“大我”之中,个人之生命方能获得永恒的、不朽之价值。

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腾越有多种途径,汪精卫选择了其中最简单、最壮烈、也最具有美学价值的方式:牺牲。

本书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汪精卫的心理有精彩的分析:“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

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

”。

童年时代家乡的英雄树与留日期间上野的樱花,交相辉映,一直在汪精卫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樱一般提前怒放,短暂而热烈;又像英雄树那样,一片血红的世界,漫山遍野。

历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卫成为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党人里面以圣人出名。

民国初年,在革命党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推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他已经写入了历史,跨入了“不朽”的行列。

德是一种名,自古士大夫就好名,出了名的汪精卫因名成功,也为名所累。

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纷纷封官加爵,胡汉民做了广东都督,宋教仁积极角逐责任内阁总理,但汪精卫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文人革命家发起组织了“进德会”,高调宣布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

他以入官场为耻,立志保持自己的“革命圣人”形象,立志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创造一个新文化、新风俗与新氛围。

上海的舆论如此评价汪精卫:“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然而,汪精卫毕竟从政治中起家,他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他。

孙中山在南方重振革命队伍,急缺干部,1920年在法留学的汪精卫为他所崇敬的孙总理召回,从此卷入国民党最高政治。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又成为与蒋介石、胡汉民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三巨头”,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马。

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

不仅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要有对现实担当的责任伦理。

马克斯?韦伯说,现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以这三条标准衡量,身为党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

汪精卫不缺激情,而且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他不仅是文人革命家,还是诗人革命家。

清末民初有一个南社,是革命家们饮酒作文、吟诗唱和的文人团体,汪精卫是其中的核心,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有如此说法:旧南社的代表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恺,因为汪是诗的,廖是散文的。

汪精卫的旧体诗,无论是早年的慷慨激昂,还是后期的孤芳自怜,在近代中国诗坛皆为上品。

然而,诚如曹聚仁所说,从南社出来的诗人政治家,始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他们以诗人的激情从事政治,“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作为一个“游士”团体,由两拨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士组成。

曹聚仁说过,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就是陈英士的“武治”与南社的“文治”。

从陈英士(陈其美)到蒋介石,从社会底层中来,在上海滩混迹良久,有浓郁的帮会习气,大局判断准确,政治手腕灵活,下得了狠手,宁可我负人,不可我负人。

而汪精卫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文才诗情加豪情,缺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本领。

在残酷复杂的党内权力斗争中,清高单纯的“观念人”永远不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行动人”的对手。

汪精卫在政治上像一个长不大的“文青”,虽然对权力没有过度的贪欲,却对政治自身之价值缺乏必要的尊重,“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的”。

一遇挫折,为人误会,立即负气一走了之,以显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之纯洁,出污泥而不染。

汪精卫虽然聪明、敏感,但对政治和国内外大势缺乏“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他是诗人出身,对人对事对大局对未来皆是一厢情愿式的期待式想象。

武汉时期以国民党左派领袖主政国共合作,他对苏俄的本质以及对华战略懵然无知。

三十年代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政,成为主和派主角,乃至后来响应近卫首相发起和平运动,他对日本政坛的复杂格局也缺乏了解,以至轻信日方的承诺,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过来却被日本利用。

身为参与党国最高决策的政治家,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对世界大势缺乏前瞻性把握。

他不明白只要有抵抗的决心与耐力,以中国的幅员辽阔,大可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局势逆转。

他看到的只是一时的中日实力比较,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以为抗战下去只有两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投降。

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他汪先生个人的牺牲来拯救民族的牺牲。

在大局的判断上,诗人出身的汪精卫显然不如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与了解世界大势的蒋介石。

犹如下一盘偌大的围棋,毛与蒋有政治家独特的大局感与时空纵横感,而汪精卫,在意的只是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计较、恐惧与冲动。

这是他性格中不可跨越的局限,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汪精卫的性格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冲动,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

一流的政治家不仅要有一己价值的信念伦理,而且须时时在信念与现实之中作“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动之后果,这就是现代政治家担负的责任伦理。

信念伦理只须对动机神圣负责,后果可以交给上帝。

但责任伦理不同,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当缺少明确的价值之神为你导航之时,政治家的选择便显得格外的沉重,天使与魔鬼之间,往往就是一念之差。

于是投身政治者不得不“政治成熟”,具备韦伯所说的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大素质。

在抗战陷入困顿之际,汪精卫在战与和之间的抉择,不是赌客的博弈游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对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验。

价值伦理对“义”(符合人类价值的民族大义)负责,责任伦理对“势”(国际大势中的抗战最终结局)担当。

而汪精卫,因为他的虚无与短视,既对“义”无所执着,也对“势”严重误判,身为党国要人,他以诗情美学从事政治,将政治当做诗来写,姿态看似崇高,却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价值执着和责任担当。

反复端详汪精卫中年后的照片,在这个帅得让所有女人都能动心的俊男脸上,看不到一般人以为的汉奸脸上的那股邪气,却发现这是一个严重自恋的男人。

他是革命的圣人,曾经以一己之身血书历史,以壮烈的牺牲召唤革命,他爱惜自己的声誉,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

文人的清高可以误国,但未必卖国,但汪精卫的自恋,变态到自以为是天使的化身,他不自觉地将自身与国家合一,是众生仰望的观音再世。

当一个人自以为与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现实感与判断力,再也听不见旁人的劝说。

陈公博等再三劝说汪精卫不要去日本输诚,为日人利用,“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精卫生气地回答:“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

袁世凯称帝,乃是受了周围人的欺骗,而汪精卫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犹如神魔附体。

这个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卫心中的幻影。

在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他并没有确定的价值理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等同为一。

当他绝望地发现中国无望打败日本,而民众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时,他的烈士情怀再度爆发,决意像晚清那样,再次牺牲一己,以身饲虎。

拯救天下苍生。

然而,他徒有精卫鸟的意志,却缺乏后者的耐心。

这个文人革命家无论是文字还是口才,皆有勾魂摄魂的魔力,却在复杂的政治面前常常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只能动辄言牺牲。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胡适之看透了这位老朋友,认为汪精卫有不可救药的烈士情结:“精卫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

‘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

‘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

”此刻,汪精卫感觉又回到了当年刺杀摄政王前夕写《革命的决心》的情景:“恻隐之心迫于内,而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

这位从小熟读阳明语录的旧式文人,相信良知就是天理。

但汪氏的良知,与阳明的良知不同,已经剥离了超越的、客观的绝对价值,而异化为自我定义的唯意志论,良知的践行成为空洞无物的意志抉择了。

圣人即良知,自信又自恋的汪精卫绝对相信自己选择的正确,甚至为自己的牺牲所感动。

然而,同样的牺牲,这一次却压错了筹码。

汪精卫的悲剧,是他个人的,也是这个阶级的。

作为晚清破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他被社会的剧烈动荡抛离出体制,又试图以激进的革命方式重返中心,打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但这些游士们脱离了自己的乡土之根,又疏离于城市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于是成为自由漂泊的无根一代,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但游移不定,既无恒产,亦无恒心。

抗战期间落水的汪伪汉奸们,有一些共同的阶级特点,不是传统士大夫遗老遗少,就是充满才情的文人小知识分子。

他们不满上流阶级的飞扬跋扈,也恐惧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运动。

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汪精卫所代表的,是半封建社会没落士大夫阶级人格,他们“更多从‘文化’视角而非从政权或‘实体国家’的视角来定义‘中国’,他们相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异族的力。

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即使中国国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基层统治秩序不被破坏,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则征服者不过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士大夫阶级本身的利益构成伤害。

而共产党的兴起,则将根本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打倒旧的统治阶层,摧毁原有的统治秩序和建立在这套社会政治秩序之上的文化观念。

沦陷时期北平很多知识分子高调谈论中国文化,可看作是这种‘文化中国观’的表现。”

汪精卫的一生,颇为奇特。

这位在破落士大夫家庭中出身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

他内心要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德性自我完善。

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

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

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

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政治担当。

以文人的冲动与激情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志士与汉奸的,正是同一个性格之逻辑使然。

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任性”,而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已。

如何评价汪精卫客观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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